作者李紹遠，今年約60歲了，中興新村人,曾經是鼎新電腦/ERP派駐大陸的總經理。突如其來的中風，身體完全沒有預警，我也沒有任何心理準備。所有安排好的計劃，包括隔夜的所有行程，一切都中斷。面對人生的走向與機緣，自已手上能掌握的其實有限，更多的還是由上天主導。

2013年9月13日，星期五，我由上海例行出差回臺北， 剛好趕到家吃晚飯。飯後，習慣和太太步行運動1小時。之後，例行看電腦收發郵件至12點。

睡前，還和太太躺著床上看電視閑聊，看著鬧鐘到1點了，才關燈睡下。沒幾分鐘，人還醒著，我在黑中，左手摸不到右手，覺得奇怪，趕緊開燈坐起，果然右手沒有一點知覺，完全垂下不能動彈。第一個念頭就是「我中風了」。

趕快驚叫太太，但我開著口卻說不出話，只能一直不停的喊著「鬆了」、「跑了」。我太太也驚嚇不已，坐起回神後，看我用左手握緊著右手臂，話已講不清楚，她的第一個念頭也是認爲我中風了，問我， 我趕快點頭。接著，我們都很清楚的知道，我必須抓著時間盡可能趕到醫院去。有三個抉擇很關鍵。首先，我還清醒，能自已走路，太太的車也開的很好，與其靠人不如自已來把握。

我們決定自行搭電梯下樓到地下停車場，由太太開車載我去醫院會最快。如果打電話119叫救護車，聯絡、溝通、等車，可能更耽誤時間。接著，車出巷口，我太太想左轉去最近的一家區域醫院，只要5分鐘可以到。但我指右要太太轉頭，她立刻明白，應該去15分鐘車程的萬芳醫院 才更對。


因爲教學醫院對重症才更能保障些，否則萬一醫療等級如果不能滿足病況，一切努力都會枉然，多10分 鐘我們直覺應該值得。最後，半夜l點多，車少不必再去管交通號誌，一路按喇叭、 闖紅燈，趕時間最重要。多等一分鐘就會多壞死100萬個腦細胞。

開車到萬芳醫院急診室，一丟下車， 太太扶著我走進大門就對著櫃檯護士喊「中風病人」。護士馬上一邊推來病床讓我躺下，一邊呼叫急診醫生。急診醫生立刻檢視我的狀況，在5分鐘內就處置一些檢驗， 包括抽血。再把我推去做腦部斷層掃描（CT），同時， 也通知值班的住院醫師。等住院醫師到了，我也做完CT， 所有的檢驗結果也出來了。

醫生很快做出明確診斷，我的腦動脈血管發生梗塞，導致腦部左前顳葉位置的一大塊細胞已缺氧壞死，使右邊身體麻痺，右手臂全無知覺，語言能力幾乎喪失，但人很清醒。

醫生根據我中風發生的時間與狀況，又考慮我的身體健康情況， 很快評估並做出「靜脈注射血栓溶解劑」的建議。由於「靜脈注射血栓溶解劑」在臨床上有一定出血危險的可能性， 因此醫生必須取得病人和眷屬的同意。
我和我太太當時都很清楚且完全沒有遲疑就簽署同意。
一則，沒有可以再考慮的時間；
二則，我們都沒有醫學專業，只能信任醫生的專業建議；
三則，我寧願賭一下，也不願意因爲怕出血危險而以消極方式治療，
以致後輩子癱瘓臥床，拖累家庭。

醫生於淩晨2：15開始注射劑量0.9mg/kg的rt-PA， 距我發生中風時75分鐘，遠比腦硬塞急救的黃金時間3個小時短得 很多。也因此，我在靜脈注射後;3小時內，右手右腳就可以活動自如，表示腦動脈已打通了。 8小時後，右手右腳的力氣已幾乎完全恢復。

發生中風時，醫生要我說出自已的名字， 我雖然知道但張口結舌居然講不一個字來。而注射12小時後，我已經能開口說出自已的名字了。
然後，繼續一個字、一個音的開始重新學習發聲。在加護病房住了4天，再轉普通病房又住了4天，出院時，我的語言能力已恢復3成了。回到家，回到公司，鄰居、同事看到我，我如果不說，別人真不知道我這幾天已發生了九死一生的經歷。

人生無常，很多時候不是我們可以預想的。
我中風時，如果我正在大陸出差時，如果我是獨自一個人時，如果我正在睡著時，命運的路又會怎麽走，難以想像。但，雖說：「凡事盡心盡力，結果交給上天。」人遇上劫難時，還是要盡可能的去積極應對，人助才能天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