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市值470億的WeWork倒了，當初獨排眾議，堅持大舉投資WeWork的孫正義，不但承認投資失敗，還稱是他的「人生汙點」。

那麼這家當初能夠獲得孫慧眼的新創公司，到底是死於瘟疫呢？還是它的商業模式真的經不起考験?當然，死亡證明書上這兩者都會寫，只不過真正的致死病因還蠻值得推敲的。

財經專家Macrotips Trading在投資網站Seeking Alpha上發表WeWork的商業模式分析，標題就下了結論說「不管用」。論述認為它的模式圍繞著一個基本想法：長期承租大量的優質辦公空間，然後短期轉租給小客戶。這些客戶可以從中選擇滿足個人需求的辦公室解決方案，從「空間即服務」(SaaS)到專用辦公桌、專用樓層甚至整棟辦公大樓。對客戶來說，轉租WeWork辦公空間可以節省大量成本，因為WeWork已建立起經濟規模，比客戶自己承租還更低成本地營運這些辦公室。

在他的西雅圖與阿姆斯特丹的兩地案例分析中，包括建造階段的設計、興建與辦公設備採購，以及營運階段的基本租金、維護、清潔、設施、網路、保險、稅金與管理費等兩大方面的開銷，每名員工所花的成本，西雅圖統包的WeWork比自租要省下24%，阿姆斯特丹可省下27%，而這樣的節省在新冠疫情期間要符合專家建議的安全社交距離也很顯著。

就因為有這樣的利基點，所以它的鼎盛時期全球有779個據點，會員客戶達68.2萬位，若加上併購企業的622個據點、54.7萬位會員客戶，可謂吃遍天下已開發與新興國家地區，然而相對的，統包的結果是那兩大方面開銷都要自己吸收，所以Trading的分析中，發現即使達到73%的承租率，仍會產生調整後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adjusted EBITDA)損失，難怪他認為這樣的商業模式根本不管用。

至於WeWork的獲利來源則是提供各種辦公室解決方案，不過主要還是靠會員會費、向會員提供有附加價值的輔助產品和服務三大項，其中會費與服務佔了九成以上的營收。可是這樣的營收總是抵不過開銷，例如從2016年被《財富》雜誌評選為三大獨角獸之一開始，營收4.36億、開銷8.32億；2017年營收8.86億元、開銷18.17億元；2018年營收18.21億元、開銷35.12億元；到瘟疫發生前的2019年營收34.58億元、開銷73.77億元。收支比從近兩倍成長到兩倍餘，可以說是生意做得越大，賠的錢越多，而這些燃燒的錢都是投資客的血汗，其中最冤大頭的莫過於軟銀。

那麼會精打細算的投資客會看不懂那麼簡單的財務報表嗎？顯然他們被神話成高瞻遠矚企業家的創辦人之一Adam Neumann給迷惑，因為相信他正在「改變」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甚至Apple TV還拍了以WeWork和Neumann為故事主軸的電視劇。

然而Neumann的性格無常領導風格也造成公司營運的一些困擾，加上家人與他自己的醜聞更是讓公司雪上加霜。雖然「高瞻遠矚」的領導人往往很有「個性」，例如馬斯克的敢說敢言也為公司帶來困擾，但至少不會「坑」公司，可是Neumann卻有這樣的行為。

即使他已被WeWork董事會趕走了，順道撈了公司數十億元的離職金，他還是有「聲望」可以在兩年後上《紐約時報》的交易錄峰會座談，那也是他離開WeWork後首度公開談論這家當時已瀕臨破產的公司。他說：「估值使我們感覺自己是對的，也讓我感覺自己的任何領導風格，在當時都是正確的風格。」的確，被捧上天的人不認為神會犯任何錯誤的，所以投資人自己也要負點責任。

2021年11月，他在峰會上懺悔了，他說：「我有很多時間來想想，也從中學習到了很多功課，以及很多的後悔。」他的確有很多後悔，例如其一WeWork竄升得太快，腐蝕他的內心，他說：「你失去了事業真正核心的專注，以及為什麼這項事業是它應該要有的樣子。」另外他也後悔拿了太多遣散費，當時公司狀況已經不好，數百名員工被遣散，而他卻從衰弱的公司謀私利。他也後悔拿“We”做商標賣公司，雖然多加解釋，但最後還是說如果時光能重來，他絕對不會這樣做。

可惜歷史沒有假設，但科技業可是靠假設賺大錢的。假設沒有瘟疫，WeWork就會活得很好嗎？2021年可以算是從疫情中復甦的第一年，當年該公司的營收為25.7億，支出為36.96億元，可說已從巔峰期的2019年收支比兩倍餘壓縮到1.4倍多，且adj. EBITDA也開始打平轉正，但為時已晚，後起之秀如Codi壓著它打，打到WeWork快要破產了也要提告，可見殺死它的不見得是商業模式與瘟疫，共享辦公室還是有人做得有聲有色的，而可能是這家公司的文化，已癌細胞擴散到全身了。

記者 Pegasus J. J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