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 Jose《水星報》最近轉載專欄作家Joe Mathews在Zócalo Public Square【注】上發表的署名文章，尖銳地指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加州的權力在危險地向州長一人身上集中。加州的州長職位在權力和影響力上都已經變得非常強大，儼然成了美國的第二總統。他可以簽署國際條約和協議，他所領導的州政府實際上是美國的第四個分支，仗着加州人口眾多、地域廣大、財力豐富就和聯邦總統、國會甚至法院“對着幹”。

加州進步的文化、創新的技術和眾多的民族導致它複雜多樣的形象。然而，正是這種多樣性和複雜性使得眾多不守規矩的選區難以對任何事情達成統一意見。帶着這種挫敗感，加州人往往不顧一切地想找一個人，不管是什麼人來做決定，完成他們想做的事。那個人通常就是州長，以州長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行政權力與加州複雜多樣的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當Sacramento為加州人做出更多決定時，州長們逐步提高了州政府的權力。大約40年前，Pete Wilson率先撇開州議會，使用行政命令進行重大政策改革。他的繼任人Gray Davis設計了激進的策略來干預立法過程，公然宣稱立法者“他們的工作就是實現我的願景。（Their job is to implement my vision.）”後來，Arnold Schwarzenegger設計了投票倡議運動（ballot initiative campaigns），讓自己在立法機構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他還推動了氣候變化立法，給州政府監管機構授予環境執法權。Jerry Brown在他的後8年任期內也通過追求政策目標獲得了更多的權力。例如，加州的新法律規定，到2022年最低工資將達到15美元，這就使州長有權找出各種理由推遲加薪。

加州選民一再投票削弱立法機構，最引人注目的是在1990年通過的對州議員實行任期限制，立法者因此成為臨時工。而在行政部門，州長的任期很長，他所依靠的部門主管也都有很長的職業生涯和豐富的政府內部工作經驗。加州的立法機關沒有能力阻止這種行政權力的擴張，它幾乎沒有時間來進行詳細的聽證、調查，更不用說監督州長和他的政府。當立法者制定法律和預算時，他們往往依賴於行政部門提供的數字。

近年來加州的政治改革也把矛頭對準了立法機構。2008年，加州選民剝奪了立法機構最大的槓桿——劃分選區的權力，並將其交給一個獨立的委員會。2010年，選民們取消了批准預算必須有三分之二支持票的規定，這就使得州議會的少數黨失去了挑戰州長的能力。從此，加州州長不再面對反對黨的監督，加州成了民主黨的一統天下。通過其它一些途徑，比如州法院的決定把平衡學校經費的權力從地方政府轉移到州政府；又比如通過投票倡議（比如13號提案，限制地方稅收）也使得州長的權力逐步集中。

近年來，加州媒體的衰落導致對Sacramento的報道越來越少，州長已經成為唯一一個經常被報道的政客。州參議院主席Kevin de León是這十年內最有影響力的立法者，如今卻在全州範圍內鮮為人知。這也從另一方面強化了州長的獨特地位。

2016年8月，加州議會討論如何在競選過程中制止洗錢活動的眾議院700號法案（AB 700）。就在該法案正式投票的前一刻，加州參議院領導人拿出了一份修正案，看起來是為安撫勞工利益而作的變化，卻不知道是誰寫的，而且寫完以後6天一直對加州公平政治實踐委員會FPPC（Fair Political Practices Commission）的成員保密。該修正案的重點是不需要明確說明政治獻金的最終目的地。換句話說，它將通過眨眼和點頭使洗錢變得更容易。FPPC認為，像這類重大變化應該在幾周前就報告立法機構，以便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公開辯論。同樣重要的是，應該明確說明是誰寫的，而不應該通過一個中介委員會來掩蓋作者的身份。考慮到這一系列令人擔憂的因素，FPPC正式表示反對AB 700。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項旨在揭開面紗的法案成為秘密幕後操縱的受害者；一項旨在提高透明度的法案掩蓋了不可告人的秘密；一項旨在幫助清理政治的法案被骯髒的政治所玷污。

Sacramento的許多人認為，在如此龐大的州政府里，有一名民選官員，一名強有力的州長能夠集中注意力和責任心，這是件好事。但是這種說法只有當加州人選對州長的時候才是正確的。現在，加州人擔心的是白宮現任主人，任期內的美國總統會濫用權力，卻沒有意識到行政權力失控的危險更可能會在加州發生。

【注】Zócalo Public Square是洛杉磯地區的一個民間機構。它的宗旨是為大眾提供一個在政治、健康、科技、教育、文化等領域中廣泛交流思想的平台。該機構定期在音樂中心、研究機構、圖書館、博物館組織各類講課、討論、報告，免費向大眾開放。

記者 湯毅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