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消息不知道還有沒有人在意或關心，因為它的命並不好，發生在瘟疫肆虐之際，人們忙著抗爭戴不戴口罩都來不及，
豈有空管舊金山通過的一條地方條例。它這就是於去年11月3日的公投中，舊金山選民們通過了一項新稅，要針對給高管薪酬高到不合理比例的公司，額外徵收一筆CEO稅。
這條正式名為《主張L》的商業稅，公投敘述為：「如果舊金山市某些企業的最高薪管理人員的收入，比該企業在舊金山的員工薪酬中位數高一百倍或以上，則市政府是否應該永久對這些在舊金山的企業徵收一筆淨收入的0.1%-0.6%，或者薪酬總支出的0.4%-2.4%稅率的附加稅，這樣估計每年可增加稅收0.6-1.4億元之間？」
怎麼收與收多少是技術問題，以什麼樣的標準來收，可能才是這個主張要伸張的社會公義。它的核心精神可說是某些公司對待某些高管時「給太多」(overpaid)，而這個「太多」的基準是薪酬比(pay ratio)一百倍以上。在經濟學用的是薪資比(wage ratio)，指的是在一個組織中(可指公司、城市或國家等)，工資比率是指最高與最低薪資的比率。但在美國，因為報酬包裹往往包含股票、獎金、津貼與福利等多種形式，不會只有死薪水，所以用的是薪酬比，定義為CEO與員工薪酬中位數的比例，無論何種定義，它都是衡量報酬分散性的一種方法，也是看待勞動市場是否公平的一項指標，世界各國都很重視。
西班牙的最大反對黨社會主義工人黨，就訂下一個薪資比來當作黨政策之一，這個比例大約是5:1；瑞士於2013年做過一次《1:12倡議─為了公平的薪資》公投，可惜沒過關，但CEO薪水不超過最底層員工薪水的12倍，似乎成了社會認可的數字；英國反對黨於2017年時曾提議，凡是接政府標案的公司，薪資比不可超過20:1，所以20倍是英國人的認知；至於美國，則由歐巴馬前總統於2010年簽署生效《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基本上是金融海嘯後的政府財經改革法案之一，其中有一條是要求公開上市公司，必須把薪酬比公諸於世，雖然沒有說比例多少才合理，而且這個比例還是最高與中位數的對比，與國際上的最高與最低對比有很大差距，但法案一通過後，世人才驚訝地發現，原來麥當勞的CEO薪酬比達3,101:1。
至於美國為何能容忍100:1，而且用的是薪酬比，不得而知，但確知的是舊金山不是率美國之先，奧勒岡州波特蘭市早於2016年十二月初就通過這樣一種肥貓稅，更早追求收入不公平正義，而他們訂出來的標準也是100倍以上開始徵稅。巴黎經濟學院教授，著作《廿一世紀的首都》的收入不平等問題權威Thomas Piketty，非常贊同波特蘭走出了這一步，但認為一百倍的門檻太高。他說道：「這當然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但附加稅必須夠大；這個『一百倍』的門檻應該大大降低。」
支持此稅的民主黨波特蘭市長Charlie Hales，接受《紐約時報》電話採訪時說：「收入不平等是很真實的，這是一個國家問題，聯邦政府卻對此無能為力。我們有在波特蘭嘗試事物的習慣，也許它們第一次試點並不完美，但只要地方行動複製到全國，就能開始有了改變。」
波特蘭最著名的企業總部就是Nike，2019年提交的薪酬比為550:1，而他們的員工薪酬中位數才$25,000(Nike的說法)，所以Nike要為不公平比例支付一大筆稅金。該市副首席財務官Thomas Lannom表示，在2018年的完稅年度中，所收到的400萬元肥貓稅中，前十大公司就貢獻了214.1萬元。
其實這樣的稅金，在波特蘭僅佔其年度總預算不到一個百分點，所以是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深受Piketty教授著作影響的波特蘭肥貓稅提案人Steve Novick說，他的最原始目的不是為了城市多點稅收，而是「推動公司提高第一線員工的薪酬，而不要去減少CEO的酬勞。」
而這點似乎可以給即將於2022年開始實施此稅的舊金山一些企業省思，例如根據資料，總部位於舊金山的富國銀行，2019年將其CEO的薪水提高至2,300萬元，所以為了避此稅，就必須將其員工薪酬中位數加薪$38,000到23萬元。又如總部仍在舊金山的優步，2019年給了CEO約4500萬元，因為他們成功地把司機定義為獨立承包商，所以員工薪酬中位數會是落在薪資本來就不錯的工程技術人員身上，但也要達45萬元才能避稅。雖然高得有點匪夷所思，但要是真的為了避稅而把錢給員工加薪，相信就算沒收到稅，市府方面也高興目的達到，怕就怕公司寧可繳稅，也不願意替員工加薪，那就繳的收的都覺得沒意思了。
記者 Pegasus J. Ju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