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總統在 4 月 1 日對全美的演講中聲稱，他在這場「選擇性戰爭」（war of choice）中取得了對伊朗的勝利。他錯得離譜。
美國不僅輸掉了這場衝突，川普也嚴重低估了伊朗人的抵抗意志。
毫無疑問，目前的伊朗政權在該地區以及針對其公民實施了令人髮指的暴力行為，完全理應被推翻。然而，川普粗暴的戰爭手段，卻在無意中促成了一道堅不可摧的抵抗防線；這股力量源於伊朗領導層結合了宗教熱忱與根深蒂固的愛國主義。
只要美國繼續參與其中，這場衝突就會無限期地延長下去。
對外來干涉的長期記憶
伊朗人對 19 世紀以來外國勢力的干涉有著深刻的記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俄羅斯人和英國人一直主導著伊朗內政，操縱領導層並控制經濟。
1941 年，英國迫使當時的統治者禮薩汗（Reza Shah）退位，轉而扶持其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勒維（Mohammad Reza Shah）繼位。二戰後，美國接手了外部新殖民主義者的角色。當巴勒維國王的權力被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理穆罕默德·摩薩台（Mohammad Mossadeq）奪取後，美國中情局（CIA）領導了一場反政變，重新扶植國王復位。
伊朗人對這種干涉深惡痛絕，時至今日，他們仍將這一事件視為國家當前動盪的開端。
在 1978-79 年革命後，美國繼續進行干涉。華盛頓在 1980 年至 1988 年長達八年的兩伊戰爭中偏袒伊拉克。針對伊朗實施的經濟制裁，也被視為進一步的內政干涉。
儘管美國曾在艾森豪執政期間發起了伊朗的核能開發計劃，後來又在 1970 年代透過《核不擴散條約》批准了其和平開發核能的權利，但此後多屆美國政府官員仍指責伊朗致力於研發核武器。這項指控從未得到明確證實，導致許多伊朗人將核能問題視為美國侵略的藉口。
以對抗回應不義
川普目前對伊朗的攻擊，在伊朗人眼中，不僅是對其領導人的攻擊，更是對伊朗文明本身的摧殘。歷史古蹟、學校、市政設施和關鍵基礎設施遭到破壞，造成大量無辜平民傷亡。雖然許多伊朗人希望看到現任壓迫性領導人下台，但他們認為為此付出的代價太過慘重。
伊朗式抵抗的核心在於一種基本的宗教信仰：無論不義之事發生在何處，都必須予以無限的對抗。
這種決心的象徵基礎是什葉派穆斯林人物伊瑪目侯賽因（Imam Hossein）。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孫，在 7 世紀一場關於伊斯蘭信仰領導權的宗教衝突中殉難。他的去世是什葉派與遜尼派分裂的根源。
伊瑪目侯賽因當時在現今伊拉克境內的卡爾巴拉（Kerbala）被圍困，最終與其家族男丁及支持者一同被屠殺。他抗爭至死，他的典範形成了伊朗生活中最基礎的文化信仰與實踐網絡。現任宗教政權支持並鼓勵這種「殉難倫理」，並在伊朗人民心中產生了深遠的共鳴。
然而，目前的伊朗領導層對抗川普的戰爭，還有一個更為貪婪的理由。
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
在 1978-79 年革命時期，成為國家精神領袖的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擔心忠於前國王的伊朗軍隊會發動起義並推翻革命。因此，他建立了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以「保護」革命。他還要求將伊朗的革命意識形態擴展到中東的其他什葉派地區，包括黎巴嫩、巴林和葉門。
IRGC 逐漸接管了伊朗政府，使國家的宗教領導人變成了僅具象徵意義的首腦。穆拉們（Mullahs）制定了一些微不足道但令人惱火的社會政策，例如強制女性佩戴頭巾；與此同時，IRGC 實際上控制了從軍隊到司法系統再到經濟的所有重要領域。
IRGC 的領導人透過腐敗、走私和軍事開支變得極其富有。由於許多 IRGC 官員出身於中產或中下階層，他們根基深厚，絕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高位。
此外，由於伊朗是一個等級森嚴、且充滿野心家（隨時準備晉升地位）的社會，殺掉 IRGC 的首腦只會導致野心勃勃的下屬立即接替。
是的，伊朗確實迫切需要社會與政府改革。然而，川普觸發了一個無懈可擊的因素組合：根深蒂固的 IRGC、對反抗外國勢力的深刻民族主義承諾，以及尊崇犧牲與殉難的宗教意識形態。
唯有美國撤軍，才能結束這場衝突。
關於作者： William O. Beeman 是明尼蘇達大學人類學名譽教授。他在伊朗生活和工作了五十年，其中有九年居住在當地。他是《「大撒旦」對決「瘋狂穆拉」：美國與伊朗如何互相妖魔化》（The “Great Satan” vs the “Mad Mullahs,” H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Demonize Each Other）一書的作者。
作者：William O. Beeman 日期：2026 年 4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