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著道路或聚集在城鎮裡的這些「公共屋」（public houses），殖民地居民延續了自古羅馬以來、經由英國人傳入的傳統。小酒館提供住宿、餐飲、閱讀報紙、玩牌與討論時事的場所。
威廉斯堡殖民地（Colonial Williamsburg）的歷史學家凱茜・赫利爾（Cathy Hellier）指出：「這些場所極為便利，所有必要的功能都集中在一起。」250年前的殖民地美國，這些需求中就包括了討論從英國獨立的議題。
在當時的維吉尼亞首府——同時也是革命熱潮的中心——威廉斯堡，小酒館成為反對英國王室政策的異議者思想醞釀之地。1773年3月，一群維吉尼亞議員在威廉斯堡的雷利小酒館（Raleigh Tavern）會面，提議成立「通訊委員會」（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用以聯絡十三個美洲殖民地中各自為政的抵抗力量。
當王室總督鄧莫爾勳爵（Lord Dunmore）於1774年5月解散維吉尼亞市民院（House of Burgesses）時，包括派屈克・亨利（Patrick Henry）、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與理查・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在內的反叛議員們，立即沿著格洛斯特公爵街（Duke of Gloucester Street）前行，並在雷利小酒館重新召集立法會議。
同時，在波士頓，塞繆爾・亞當斯（Samuel Adams）、約翰・漢考克（John Hancock）以及其他「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一個為反對他們認為不公的英國稅制而結成的團體——經常在綠龍公共酒館（Green Dragon public house）聚會。在那裡，殖民者策劃了1773年的波士頓傾茶事件，提出「無代表，不納稅」（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口號以抗議英國。
19世紀的歷史學家兼政治家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曾稱綠龍酒館為「革命總部」，並指出該酒館在1788年作為支持批准美國憲法的機械工與其他工匠的重要集會地點所發揮的作用。
在費城，傑佛遜、約翰・亞當斯與班傑明・富蘭克林常於城市酒館（City Tavern）會面，討論起草《獨立宣言》的事宜。有一次，這家酒館甚至承辦了大陸會議——即革命時期各殖民地的執政機構——的會議。
多年後，喬治・華盛頓與制憲會議（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的其他成員也在夜晚聚集於城市酒館，繼續就《美國憲法》的細節展開辯論。這部憲法文件為這個年輕的國家奠定了治理框架。費城美國革命博物館的歷史學家泰勒・普特曼（Tyler Putman）指出：「許多共識的形成、妥協的達成、談判的推進，都是在一盤羊腿肉的陪伴下完成的。」該博物館建於一座小酒館遺址之上。普特曼說，普通民眾當年似乎也曾在那座酒館裡辯論革命。考古學家在遺址上發現了一片窗玻璃，上面刻著《卡托書簡》（Cato’s Letters）的詩句，這些批判英國政府的散文在當時的殖民地廣為流傳。
對普特曼而言，這片窗玻璃是實物證據，證明普通人也曾在日常聚會場所中「討論重大理念」。
儘管英國當局知道革命情緒正在小酒館中發酵，但其特工缺乏監控私人談話的資源。普特曼說：「當時確實沒有一支有組織、由國家指揮的警察部隊。他們未必具備情報能力或武力來採取行動。」
赫利爾也指出，革命者們並未做出任何明顯違法行為：「他們只是一群在酒館裡聊天的人罷了。」
文/shareameric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