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小草，人民是大地

01 Mar 2026

——民權律師 Oliver Ma 要重啟加州。「衡量一個文明的標準，在於它如何關懷最無助的成員。」 —— 賽珍珠（Pearl S. Buck）

Cottie patrie-Norris 73选区加州众议员，前来参加FCLA活动

一、風乍起，攪動一潭死水

我的台灣鄰居隔三差五就叫我幫他收信：「選情緊繃，我要回台投票囉。」小英、韓國瑜，清德、蔣萬安，台灣選舉像過年大拜拜一樣熱鬧。

可是在加州呢？投不投票無關痛癢。加州的現實是：州長、州參眾兩院、多數大城市政府長期由民主黨的長期政治盟友（longtime political allies）掌控。結果權力開始自我繁殖，官僚開始彼此保護，金錢左右選情，選舉淪為體制內職業政客（career politicians）的過場，失敗的政策無人監督問責。

加州需要新鮮血液吐故納新，需要一次給選民希望的「重啟」！

問題不在於民主黨執政本身，問題在於——政壇由一個「老人集團」（Old Guards）長期把持。任何制度一旦失去輪替，就會失去自我糾錯能力。

就在這沈悶之際（Out of nowhere），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跌跌撞撞地冒了出來：他站在法庭上與 ICE（移民及海關執法局）針鋒相對，打贏了好幾場官司；他走訪拘留中心和監獄、走訪貧困家庭提供無償法律援助；他總是穿著黃背心，衝在抵制 ICE 示威的第一線。他不接受利益集團捐款，「我的競選是草根（grassroots），人民高於金錢。」

他沒有什麼官僚圈子和裙帶關係，但他擁有**「無權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名言，一種特殊的、顛覆性的、存在於普通人內在的無形力量。當謊言瓦解時，奪回被體制偷走的權力）。

他叫 Oliver Ma，是一名從 ACLU（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出身的民權律師，目前正在競選加州副州長。

二、成為顛覆者，而非被顛覆者（Be the disruptor, not the disrupted）

加州！坐擁好萊塢和矽谷，蘋果、谷歌、輝達、META……一堆全球霸主（Global Empire Holdings）富可敵國。加州是全美稅收和財政最雄厚的州，GDP 達 4.1 兆美元，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四大獨立經濟體。

然而在光鮮亮麗的背後，則是問題叢生的現實。普通加州人的真實感受是：「我們交了比別州多很多的稅，但日常生活並沒有變好。」

政治層面： 「建制派/裙帶關係」（Establishment / Cronyism）與背書文化（endorsement swap）形成了固若金湯的護城河。長期政治盟友不習慣新手挑戰，黨內安排「大風吹」（musical chairs）遊戲堵塞年輕人的晉升，民主黨上層已經墮落成了「不歡迎新來者」（unwelcome wagon）。
經濟層面： 加州的痛點比 LAX 機場的行李箱還多。房價、租金長期領跑全美；公共項目如高鐵、基礎設施、住房項目嚴重超預算。審批冗長、官僚系統龐大，責任邊界模糊。最令人詬病的就是加州高鐵項目，因管理不善工期一再延誤，17 年花了 160 億美元，卻連一條軌道都還沒鋪。

看看這些驚人數據：加州住房價格比全美平均高 57.8%，生活成本高 12.6%。結果高收入階層跳州避稅，過去十年高收入淨流出約 16.5 萬人；中產階級因住房負擔被擠出加州，比例逐步萎縮，走向「兩極分化」。加州連續多年成為全美外流人口最多的州，34% 的居民考慮因住房成本離開。

三、副州長非閒職，不養閒人

很多人以為加州副州長和副總統類似，只是個備胎和花瓶。錯了。

在加州，副州長的職能包括進入多個關鍵委員會，影響土地、能源、教育與科技政策，是州長之外最重要的制衡節點。副州長不是花瓶，是最後一道防火牆。

民主黨建制派官僚總是設法讓副州長位置繼續由「安全人選」佔據，好讓既得利益得到保障，改變也就不會發生。Oliver Ma 參選的意義不只是為了「贏」，而是把問題擺到檯面上，逼體制向選民交代。

例如針對 ICE 的態度，職業政客們噤若寒蟬、無所作為。Oliver Ma 大無畏地揭穿了黑幕：加州的拘留中心多為私人企業，靠官員支持才得以存在。ICE 每抓一個人，拘留中心就可從政府獲得平均 15-20 萬美元，最高甚至達 78 萬美元。而拘留中心將巨額收益的一部分捐給加州民主黨機構或官員支持其連任。他們利用納稅人的錢，運作著「ICE 綁票—拘留中心發財—捐資官員連任」這條骯髒的利益鏈。

四、男兒有志出鄉關，不到長城非好漢

2016 年，Oliver Ma 還在爾灣（Irvine）就讀高中（University High School）時，就創立了 FCLA（Future Chinese Leaders of America，「美國華人領袖孵化器」）。作為華裔第二代，他深刻感受到華人在美國政壇的缺位與低投票率，旨在培養青少年的政治參與意識。後來該組織擴展為 ALLY（Asian Youth Liberty League，亞裔青年自由聯盟），先後培訓了數千名亞裔學生。

在哈佛法學院（Harvard Law School）就讀期間，他擔任哈佛法律援助局（HLAB）社區夥伴關係主任，做了兩年的「驅逐防禦」（eviction defense）工作，為低收入社區提供免費法律服務。他還成功競選成為哈佛美國憲法協會（ACS）主席。Oliver Ma 是目前最直接從 Harvard ACS 主席位置進入競選公職的例子，象徵年輕一代亞裔進步派的崛起。

畢業後，他拒絕了大律師事務所的高薪職位，選擇加入 ACLU 成為一名支薪的民權律師。他出入法院、拘留中心和貧困家庭，對弱勢群體有著傳教士般的奉獻精神。受維克多·雨果《悲慘世界》的啟發，他深信：「悲憫是更高形式的正義（Compassion is a higher form of justice）。」

五、不能重蹈日裔覆轍，為華人後代建防火牆

在 Oliver Ma 眼中，「家庭價值」（Family Value）至高無上。他坦言：當律師的初衷就是保護家門口的叔伯姨嬸。

當他看到五歲的小女孩因爸爸被 ICE 抓走而獨自在車裡哭泣時，他怒不可遏。他向華人社區發出醒世恆言：今天我們為中南美洲移民發聲，就是為華人後代建設防火牆。

他發現最近在 ICE 拘留中心，華人被捕數量明顯增多。2025 年至 2026 年間，亞裔被捕總數超過 8000 人，其中華人佔 30%。他擔憂若中美關係進一步惡化，美國華人將首當其衝。二戰時期日裔美國人被強制遷入集中營的歷史教訓（第 9066 號行政命令）歷歷在目。

今日美國不同於 1940 年代，華裔人口已超 500 萬。Oliver 認為，在夾縫中求存的華人需要清醒認知：忠誠不再是唯一護身符，種族標籤有時重於個人行為。最好的防禦是加強社區團結，參與公民政治。

六、多方背書，為 Oliver 鼓與呼

不到半年時間，Oliver Ma 在網路媒體（TikTok 13.3 萬粉絲、Instagram 11.5 萬粉絲）爆紅，獲得成千上萬年輕人的追隨，並獲得了多方背書：

加州民主社會主義者協會 (California DSA)： 史上首位獲得該組織全州範圍背書的候選人。
Neel Sannappa (加州民主黨進步派核心委員會主席)： 個人背書，強調其反企業利益的價值觀。
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 (UAW)： 正式工會背書，支持其與工人站在一起。
民主黨亞裔俱樂部 (AADC)： 讚揚其為華人社區注入年輕活力。
Farrah Khan (爾灣市長)： 支持其願景、誠信與勇氣。
UCA (美國華人聯合會)： 公開確認支持其競選。

他的競選定位為「人民驅動、無企業 PAC、無億萬富翁」的草根運動。

七、迎頭痛擊 ICE 的三場官司

作為民權律師，Oliver Ma 參與了三項標誌性訴訟：

Vázquez Perdomo 訴 Noem 案： 旨在制止 ICE 在洛杉磯地區基於種族的非法突襲。儘管最高法院目前允許 ICE 在上訴期間繼續行動，但法律鬥爭仍在持續。
UFW 訴 Noem 案： 針對中央谷地（Central Valley）農場工人的非法攔截，目前已贏得初步禁令。
Zepeda Rivas 訴 Jennings 案： 成功爭取釋放不具威脅的被拘留者並改善拘留設施條件，案件已於 2025 年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