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Santa Clara市一直是不分選區直選市議員。這種“全民普選”的做法帶來一個問題——正如亞洲法律聯盟（Asian Law Alliance）執行董事Richard Konda所說，儘管亞裔美國人佔全Santa Clara市居民人口40%左右，但經過多次嘗試，仍沒有一個亞裔美國人贏得市議會的席位。所以，他們向Santa Clara縣高級法院（Santa Clara Superior Court）提起訴求，將Santa Clara市劃分為7個選區，選出7名市議員，輪流擔任市議會議長。他們希望，這一改變最終會讓少數族裔居民有機會選出自己的代表。

在高級法院審理過程中，原告方的一位證人說，他在Santa Clara市一個固定地址住了40多年，只有2位候選人敲過他的門。他認為。把一個13萬人口的城市劃分成一個個2萬居民的選區，有利於候選人和選民之間的互動，選民將有更多機會接觸候選人。另一位證人說，目前大多數市議會成員都集中住在Santa Clara市的一小塊地方，這種情況應該改變。

Santa Clara高級法院法官Thomas Kuhnle同意將Santa Clara市劃分為選區的主張。他在判決書中寫道：“高級法院對於加州人民組建特許城市（charter city）的權利以及特許城市所提供的更大程度的自治權十分敏感。”但是經過比較，他摒棄了原告方提供的劃分7個選區的方案，而是採納了Santa Clara市政府人口統計官員（demographer）繪製的地圖，把Santa Clara市劃分為6個選區。Kuhnle法官下令，從2018年11月的選舉開始實行這個裁定。同時，根據Santa Clara市議會憲章規定，市議會議長將繼續由所有選民投票決定。

根據新劃分的地圖，亞裔美國人將佔第1區選民人口的一半以上；拉丁裔公民將佔第2區選民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其它4個選區仍以白人選民為主。San Jose州立大學政治科學名譽教授Larry Gerston說：“這樣劃分肯定會讓Santa Clara市的少數族裔對選舉結果產生較大的影響。”Santa Clara市議會目前的6名議員中有2名2018年到期改選，其他4名議員的居住地在新劃分的地圖上分別屬於第1區、第4區、第5區和第6區，而第2區和第3區空白。不過，Kuhnle法官的命令中沒有具體說明在2018年選舉中是不是要在這兩個選區產生出新的議員。

Santa Clara市政府對Kuhnle法官的判決提出了上訴。女市長Lisa Gillmor在一份聲明中說，由於不清楚哪些席位會在2018年競選，Santa Clara市政府工作人員無法向選民提供競選公職候選人的信息。這份聲明還指責Kuhnle法官的命令與該市政府的憲章相抵觸，修改候選人提名期也“違反了州法律”。Gillmor的聲明還說：“Santa Clara市政府將進一步分析這一令人困惑的局面，並決定如何繼續下去。只要有可能，Santa Clara市政府將繼續遵守法官的命令，因為這只是部分的方向。”縣政府發言人證實，縣政府已收到上訴通知。“我們對此事沒有意見，並將遵守由此產生的任何法庭命令。”

現在距離11月大選只剩2個多月了，選民登記辦公室（Registrar of Voters）要根據新的地圖重新準備選票，時間本來就很緊。Santa Clara市政府提出上訴更增加了事情的不確定性。根據Kuhnle法官的裁決，11月大選Santa Clara市必須實行六區制，除非上訴法庭做出不同的裁決。然而，上訴過程通常至少需要幾個月。也就是說，雖然Santa Clara市政府提出了上訴，這次選舉仍須按6個區來選。為了避免即將到來的選舉陷入危險，候選人必須立即調整他們的競選策略，把競選的具體信息儘快送到對應選區選民的手裡。

代表亞裔美國人起訴Santa Clara市政府的原告律師Robert Rubin說：“法院已經採納了由Santa Clara市政府專家起草的地圖，真不清楚他們到底在抱怨什麼。”Rubin經手了加州很多城市類似的案例，其它市政府上訴都已經輸掉了官司，並損失了數百萬美元的訴訟費用。他說：“我希望並期待Santa Clara市政府能夠繼續進行選舉準備工作，這不是盲目樂觀。”

Santa Clara市長Lisa Gillmor說，她還沒有機會全面審查這項裁決，但她的目標是讓選民能夠了解這個令人困惑的過程。她說：“一直以來我總是希望確保我們的居民對他們的城市所發生的事情有發言權。我認為我們必須討論這件事對我們來說究竟意味着什麼。”Gillmor說，有人認為只有採用7個選區的地圖和輪換的市議會議長才能讓新一屆議會成員真正影響市議會政治的說法是“出於政治動機，而不是為了讓市議會多元化”。提起訴訟的亞裔美國選民認為，從單一選區轉變為6個選區可能會帶來一些成長中的煩惱，但這種煩惱是值得的。

記者 湯毅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