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Working Poor到Working Homeless

55歲的Ellen Tara James-Penney是聖荷西州立大學的兼任英文講師,一年在大學開四堂課,年收兩萬八左右,但身上還扛著十四萬多的學貸,因此只能與丈夫和兩條狗住在他們的僅剩財產,一輛Volvo旅行車上。她回憶在一堂John Steinbeck的課上,一名學生說他厭惡聽到遊民的事,她說:「注意你的用詞,你正在看著一位遊民。」整間教室突然鴉雀無聲。

 

矽谷的遊民背景正在急遽轉變,從我們以為的好閒遊民變成工作遊民,而許多過去屬於「窮忙族」(Working Poor)的中產階級,正被房價物價壓迫成「無家忙」(Working Homeless),其最大特徵就是有正常工作,但卻沒有家,通常生活在機能稍好的露營車上,所以住旅行車的James-Penny算更寒酸的無家忙。

 

谷歌總部所在的山景城,市府資料顯示無家可歸情形,從2013年的139人增加到2015年的276人,2017年的統計則又增至416人,幾乎以每兩年翻一倍的速度在惡化,雖然這些統計是包括了睡公園躺椅、帳篷、車輛、廢棄屋及所有不適人居的場所,也未細分出無業遊民或工作遊民,但有人居住的露營車就有330輛,其中又多是無家忙,Latham St.可謂大本營。

 

51歲的Tes Saldana,在帕羅奧圖做兩份旅館煮飯燒菜工作,幾乎每天一早五點出門,晚上十點才能回到她和三個成年孩子所住的露營車的家,而在他們停車處對面的公寓,兩房住宅可是要從$3,840起跳,這個價位比她每月能拿回家的錢還多。兩個二十幾歲,在麵包店工作的兒子支付每月七百元的露營車租金,他們全家都深知矽谷的收入差距有多麼巨大,但卻又必須一起生活在這塊土地上,Saldana說:「我們這些為科技新貴服務的人怎麼辦?」

 

至於為何不乾脆搬遠點來過像樣的生活?他們還是一致認為,為了美好的未來生活,住在離工作近點的地方比較實際,然後省下交通與住房的錢吧。問題是,山景城的法規是不准利用公共道路來停車住人,雖然這可能有違憲爭議,但市府的態度是不希望人睡在露營車上,所以已經住在Latham St.露營車一年多的Art McGee於11月2日起床時,便在擋風玻璃上看見一張告發單,理由是前一天才在這條街上豎起很多不准超過六呎高車輛停放的告示。這位被街友們暱稱為Latham St.市長的矽谷老遊民說:「完全沒有警告或通知,當初我停的時候是合法的,他們在我停了之後才改告示,害我違法了。」

 

市府立告示的理由明說是為了安全,因為他們接到很多投訴,說街上的這些車子擋住Latham St.上的交通標誌。然而一張罰單就是三十五元,幾乎等於Saldana一家人的「家」的兩天租金,能不被靠每月$1200社保金過活的McGee痛罵嗎?土生土長灣區人的遊民教授James-Penney說,她晚上要睡覺時,都會把車停到住宅區,並隨時保持她那輛2004年Volvo的清潔,目的就為了避免惹嫌疑,她說:「你必須注意警察,因為如果你停在大街上,很可能會被抓。一旦被開罰單,你的財務便大受影響,那是一道沉重打擊。」

 

山景城的社區服務處長Tom Myers說:「導致這裡充滿貧窮現象的原因不是失業率危機,因為大家都在工作。」他指出,住在矽谷露營車上的多數遊民沒有失業,反而很勤奮地在工作,但低薪與不穩讓他們失去生活安全感。遊民教授雖貴為州大老師,但卻是兼任,薪水高低全靠鐘點多寡,而她也非沒想過離開灣區,不過不是沒有機會便是薪水太少,而且搬家費很貴,她說:「我可能要不得不離開教職了,這點讓我很難過。我曾經在高科技業,也曾在管理階層,但那些無法滿足我。我熱愛教學,我關心所有學生,離開教職讓我很生氣。」

 

因為房租暴漲而被逼遷,只有帶著妻小住在山景城露營車中的園丁與屋頂工人Benito Hernandez,他說他妻子常憤憤不平地說:「你工作這麼努力,卻沒有足夠信用得到一間公寓。」他只能安慰她說:「再等一下,也許過個半年,我就能拿到可租間公寓的信用。」這些無家忙可謂是最心酸的遊民,因為大家都是抱著希望在過遊民生活,然而現實卻偏偏常跑在希望前面。

 

記者 Pegasus J. 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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